读了两本历史研究类的书籍。
最近看的三本书总结起来就是：《你说这个党 or 国，咋就完蛋了呢》
《党员，党权与党争》
这本书其实是在找《张力与限界》的时候顺带看到的。
论及起源，有人说国民党1924年改组之后，和共产党是“结在一根藤上的两个瓜”。两党同法苏俄的政党制度，甚至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受到苏俄的帮助还更多一些。国民党改组后，到49年全国解放，国共之间宏大的历史叙事我们都很熟悉：国共合作北伐，四一二事变等等，在此不再赘述。
然而，既然师出同门，为何国民党最终失败而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作者在组织层面上考察了这一问题，最终指出国民党的“弱势独裁”的组织特性是失败的根源；也就是名义上是蒋介石作为党魁的独裁，但事实上由于组织上的不力而导致的派系纷争、基层缺失因素极大削弱了国民党或者说党魁对于国家的统治或指导能力，上说下不听，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而对于组织上的不力，作者最终还是归结到了孙中山建党（1924年改组国民党）时“拧巴”的思路：一方面走欧美影响的权力分立和制衡，另一方面同时也走苏俄的一党专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和上面的弱势独裁相对应。
在我看来，说到底还是国民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没有搞出名堂，尤其是清共之后对“左派”思想的彻底的（也可以说是盲目的）清算，使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一步迷失和无力，也就给不出国民党作为一个整体前进的方向（尤其是没有高远的，可以和具体的党的领导者划分开的前进方向，用最近的话说，就是没有“功成即可，不必在我”的精神…），国民党也就成为一个只能试图维持统治现状的“僵尸”，成为那些现时统治者的“党”。
摘录一段给我印象极度深刻的文段：
1927年3月6日晚8时 ，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闲谈。 在座的还有钮永建、 杨铨、 罗亦农等人。
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 “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
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
合座默然。
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止（只）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一场景对话 ， 出自吴稚晖于 “四一二" 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 “二十年" 之说 ，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 ，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 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到的。
有的时候，历史的车轮真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啊。
也有一点个人的思考，国民党那些人难道意识不到自己意识形态的无力吗？但共产党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理论高地，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其实已经被困住了。因此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背弃自己曾经的所谓“信仰”和一直以来的社会地位给他们的“符号”，或者守在一条看不到希望的向死之路上，继续所谓的“斗争”…打破过去需要很多勇气，有时候即使有勇气似乎也不可能做到，我们或多或少都被困在过去的影子里…
《戈尔巴乔夫之谜》
在参考文献里发现的有趣书（有趣是因为在水木搜索里出来“出版者不详，出版时间不详”2333），读完觉得没白读。在阐述对这本“回忆录”的读后感之前，我感到有必要介绍它的作者：利加乔夫。
利加乔夫，出生于1920年11月，现在仍然在世；在苏联解体前，他曾依次担任过苏共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苏共中央第二书记。他在1985年到1990年，是名义上的苏联第二号人物。而这本书，正是一本他苏共中央岁月的回忆录，记载了他视角下的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经济政治改革。
正如其书名之“谜”，全书的主旨其实就一句话：“这个戈尔巴乔夫，我看着还挺对劲的，怎么就把我的苏联搞没了呢？”而作者暗示的结论是：“我相信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好舵手，只是被人利用最后把苏联的大船开翻的。”作者写作该书大约是在1991年，如今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许多资料，似乎也并不支持作者的结论。我无意，也无能力断定是与非。但以苏共高层的视角来审视那段动荡的岁月，确实让人新奇。
这本书里值得反复品味的段落很多，如之前摘录的谈报刊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字，功力很深；作者的文笔也还不错，读起来就像一本小说。因此下文会以摘抄为主，我自己的评论实在显得逊色。
作者刚调到中央的时候，和戈尔巴乔夫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友谊，以至于“说半句话都可以明白各自的意思”。他确实真心实意地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能够领导苏共和苏联改革的人，改革在“开头是漂亮的改革”，只是“遇到了很大困难”。这种印象贯穿了全书，作者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几乎是无限的…
在描述1987年左右开始的改革过程中，作者反复强调自己的预感：“我预见到了飘向国家的乌云”，“一场巨大的灾难正逼近国家”，“[格鲁吉亚]发生新的尖锐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大。说实话，我很不希望自己又把事情言中”。对应地，作者自己也谈到对于政治家的理解：“准确地确定主要危险，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才能”，“政治家的洞察力就表现在他能事先预见到人们情绪上发生的变化，减缓或完全防止不良倾向。”
作者很看重舆论的功效，认为被“激进派”控制的舆论在改革过程中起到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正如上文反复提到的极右翼报刊。作为苏共高层，作为极力反对改革激进化趋势的人，作者经常成为报刊广播等等的中心，而且往往这些舆论都是带着攻击的欲望而来，往往也是空穴来风，相信他对于舆论的失控和威力也有着更大的感受。这对于我们今天也有许多的启示。
利加乔夫也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尽全力进行斗争：“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影响到人民命运的历史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利加乔夫不仅仅是一个个普通人。命运的安排使过去和现在都有太多的东西受他们每个人的左右。作为苏共政治领导人之一，我遵守了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谈论分歧。我这样是否正确呢？不知道……也许这是个错误。”他有多次没有关于改革的路线问题表达自己更为强硬的态度以及采取个人层面措施控制舆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的正直家”….
总体来说，与上本书的国民党相比，苏共显然面临着一个好收拾多的内部局面，但是苏联仍然解体了。如果让我说，对于意识形态和舆论战场的把握仍然是最关键的部分。苏共的组织体系显然比国民党完善，如果说国民党的问题是上面说下面接受不到或不做，那么苏共的毛病就是最上层歪掉了。最上层也有如利加乔夫这样能看明白事态的人（当然，利加乔夫无条件的信任戈尔巴乔夫显然也是十分糊涂的），也许是某些苏共的政治传统遏制了他们的斗争，也许只是他们势单力薄吧。
改革或革命是共产党永恒的话题，如何处理改革是所有有志于共产主义的人都必须要审慎思考的。过去的历史教训，从上往下的视角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补充完善我们从下往上的思考吧。
作者在书中以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面目呈现自己，当今的我们读起来应当甚有亲切感，很多观点的论述我们也能认同，他的言行在中国的环境中，给一个“忠臣”称号是一点都不过分的。然而，他一个人无法挽救一艘大船，虽然几个人就能让这艘船触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也有类似的政治风波，幸运的是，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和及时的政策帮助我们挺过来了，新一辈领导人也及时的接上了。
不管如何， 最后祝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健康。
回顾历史，观察当下，揣摩未来，思考还值得持续。历史真是很有意思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