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炫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2020年7月第10次印刷。

读书笔记

读完《张力与限界》，一个简单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中央苏区的人口到底有多少？黄道炫使用国民党当局在第五次反围剿后的人口统计数据，估测中央苏区人口约为刚过300万¹ 。在某些学术论文中出现的人口数字则是根据党史办的数字，为453万 ²³。在一些网民看来，如果中共联合起中央苏区周围的根据地，人口甚至可以到千万之数 ⁴。

从300万到千万，这样的差距不可谓不大。对中央苏区的历史，网民、研究者们甚至难以对近乎“完全客观”的人口数量达成共识，更不必说“税负是否难以负担”，“ 对人力资源是否竭泽而渔”，“粮食是否能负担起战争消耗”等等带有更强主观色彩的判断了。然而恰恰是这些重重迷雾中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对于当时领导人的策略的评判以及我们对历史的所谓“假设”是否能行得通。

社会包括学界在之前，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研究和叙事都着重在军事斗争和王明“左”倾路线上。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正是黄道炫的这本著作的出发点；而对于“历史光晕中”的经济等条件的考察和描述，则是黄道炫这本著作的主线。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也更有必要去回望党过去的历史，这本书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观上的启发。

黄道炫将目光主要聚焦在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过程，兼论了蒋介石国民政府和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之前的背景。

总的来说，作者想要论证的观点在他所写的这段序言中已经表达的十分清楚：

“1927年国共分裂时，中共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仅仅数年后几十万武装即矗然挺立，缔造出共产革命的传奇。不过，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再强的张力也有自己的极限，中共在多种境遇下实现的超常发展，到这时似乎终于到了该停歇一下的时候了。从历史的大势看，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无论和共产革命中的前任或者后人相比，他们改变了或者可以改变的东西实属有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航向。”⁵

正如在书名和上文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样，这本书的核心概念是“张力”与“限界”。“张力”和“限界”都是作者用来摹状革命的，前者指的是革命的动力与来源，使革命接近于目标；后者则指的是革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直观来说就是保持完整的“橡皮筋的拉伸”会有其边界。

具体来说，在本书的前一、二章，作者指出：中共强力的组织机构、国内地缘政治博弈、赣西农村经济落后等主客观情况给中共的农村土地革命、阶级斗争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张力；而在本书的第三至六章，作者则从南京政府和中共在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准备和应对等方面入手，揭示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力加强和连年不断的“围剿”、蒋介石对于“剿匪” 布置日趋重视的背景下，中央苏区在地缘、资源、经济、社会苏维埃组织及政治领导等方面的限界被逐渐暴露，并最后导致了第七章中所描述的军事失败。

总体来看，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大量来源广泛的数据和史料来佐证关于张力和限界的观点。平均下来，每页大约有四到五个参考文献脚注，来源包括中央苏区方面当时出版的《红色中华》、《斗争》等刊物和后来汇集的中央苏维埃及红军文件，还包括国民政府方面的《蒋介石日记》，《陈诚家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等。因此，这本书的确做到了尽可能消除政治偏见地对中央苏区1933-1934年客观（经济，社会，组织）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汇总。

尽管作者摆出了许多似乎不可辩驳的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仍有许多与作者意见向左或完全相悖的人。在他之前绝大多数关于中央苏区的书籍和文章都与他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李涛著《赤都风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纪实》，如李安葆著《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史话》，乃至中共中央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用标题等方式显著强调“左”倾王明路线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关键的原因；在他写作这本书之后也有不认同他的观点的学者，专门发文驳斥他的观点。⁶

这种观点主要认为：“左”倾的影响更大，是路线问题导致了红军的失败。其一，这种观点认为，军事失败比黄道炫认知中的更为重要，苏区所有的经济、政治、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军事失败导致的，而军事失败正是因为错误路线所直接形成的。其二，这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客观条件”缺失也是由于路线问题这样领导的主观错误导致的，如频繁发动肃反运动，提拔干部时过于重视成分等就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混乱。

莫衷一是的争论，围绕着这段历史层层展开，让人眼花缭乱。有学者总结出“中共军事失误”“寡不敌众”“辩证原因”“国际政治因素”“其他因素”等五种主流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归因。⁷ 而在知乎等网络论坛，则有许多关于“如果红军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胜利，不需要长征的话，红军将会如何发展?”，“如果当年第五次反围剿苏联军事顾问不是李德……？”的讨论，足见对于这段历史的讨论不仅局限在学界，更扩大到了民间，影响广大。

然而，我并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段历史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上的叙事、这本书的描述和刚刚查询的一点资料。因此，我无意在此评判书中的观点和以上的观点孰对孰错，做史实上的研究。

我想要谈的，是在阅读黄道炫的这部关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研究的著作，并且对照了许许多多驳杂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后的一些感悟。我们，作为历史学的“门外汉”，在阅读和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的时候，到底应该秉持着一种怎样的态度？形象的说，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情和神色，去回身眺望共产党和共和国的红色历史？

先从这本书讲起。不论所谓“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这段历史的性质非凡。它是中国近现代史，它是共产党的党史，甚至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国史。中共的军事失败，“长征”的开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扩大……这几个月直接影响了之后作为历史概念的“中国”的发展进程。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少有的挫折（甚至是建国之前最后的）环节，这段历史注定承载了非凡的意义。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共执政的第一次实践，与10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政府体系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相承的关系。但其实假如我们抬起目光，其实不只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许多红色历史其实都具有以上的特殊性。

正因为上面提到的许多特殊性，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具有许多特殊性：拨开历史的迷雾显得格外困难。受苏俄的影响，中共一直以政治为纲，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凭空断定一切史料的客观性，必须要结合时代背景，政治背景才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然而这些背景相对来说更不好获取。其次，受到冷战等政治局势以及文革等政治风波，各方史料有的已经不复存在，存在者的获取至今仍然存在许多困难。

由于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对它们的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中央苏区反“围剿”这样的“红色”历史的解读直接影响着我们现实的秩序的建立。对于我们当今国家，如何评价反“围剿”，牵涉到当前政权的合法性，尤其是当今祖国统一还没有完成。对于反围剿的评价，还会牵涉到毛泽东这一关键政治人物，从而间接地影响当前政治方向的取向。从政治背景来看，主张路线问题，认为坚持执行毛泽东路线的人更左；主张客观条件，认为难以翻盘一般更右；前者更希望掌握正确的政治斗争路线，后者则更注重“柴米油盐”，一般是现实的自由派。

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大的意义在于，就像序言中说到“更多的只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它给了我们对于历史研究的一个提醒：要充分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历史不止于传统意义上的“某人做了什么”的纪传体或编年体，历史也包括地理、经济、社会等等客观情况。面对杂多的史料，面对纷繁的立场，面对篡改的可能，我们更要意识到，历史可能不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我们所有的推断也仅仅是推断，历史除了物质性必然，更大的部分则是巧合。因为历史具有的复杂性，历史不可能被我们完全、完美、客观地认识。但当我们给出结论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些。黄道炫在书中如此说：“许多原则性的结论后面，或许都还存留着更多可能出现的丰富细节，历史的弹性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

正因为上面提到的历史的复杂特点，因此对历史的假设是毫无意义的。尤其对于近代史，对于我们身边的历史：世界的节奏越来越快，世界间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因此历史一旦被假设，就成为我们的主观假想，就像某位历史学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中的历史”。在我们回望那段红色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完全一致的历史不可能重演，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的细节并不能被忽略，而是会像一根微小但又顽强扎在历史的路径上的钉子，阻止你将历史拨开它已有的轨道。

对历史过分的简化往往是许多“历史虚无主义”的来源。正如《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说：

“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⁸

如果我们对于中央苏区的的历史，乃至更多的红色历史也陷入这样的虚无和偏见，我们国家就会像抽去基石的纪念碑一样轰然倒塌。

但是历史，尤其是这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近代史、革命史应该容许我们辩论。正如欧阳军喜老师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节课提到，历史是集体记忆的建构，历史也是指明未来的步伐。我们学历史，读历史，评历史不是为了用过去来评价现在，而是为了更好地从现在走向未来。这是研究历史的宗旨。或许我们终究无法让历史完全客观，因为它必然要反映一种当前价值观的取向，但正如书中所说，我们的争辩更应该帮助我们“戮力逼近那确定客观的唯一”。

以上就是我读完这本书的感悟。

摘录

“政治定性的高屋建瓴后面，被断送的可能是一个个正在具体影响着社会历史的细节。历史离开了细节，总让人想到博物馆那一具具人体谷歌，的确，那是人，但那真的还是人吗？”（P2）

“历史如世事人生，世事无尽，人力有穷。任何人都不可能事先设计好一 切，成功者的秘诀不在于全知全能，更多的还在于其发现、领悟、把握并适时创造机会的能力。” （P77）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当年年轻的中共领导人在艰困局面下，没有表现出驾驭危局的足够能力，导致社会政治危机丛生，但他们并没有试图掩盖问题，也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正由于此，作为后人，我们还能从中共留下的文件中体会到当年危机的严重。这种负责任的坦率态度，值得后人予以尊敬。”（P328）

“赤白对立的发生、延续并不简单是一个政策错误问题，而应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物质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纠结与选择，是中共在赤白对立问题上举棋难定的关键。还是那句话，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大潮后面，柴米油盐总是会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革命要从理想和浪漫中向前推进，依然离不开一点一滴的改造之功。”（P351）

“当我们一路追问，试图去点亮、碰触历史的那些暗角时，常常会不无遗憾地发现，可以照亮的部分是如此有限，而且，就在这照亮的部分中，还有着难以透析的重重光晕。”（P479）

“革命改变着世界政治版图，改变着国家、社会、家庭、个体，革命尤其是共产革命的张力使这种改变具有为其他政治运动所远远不及的能量，这是革命受到朝圣般欢呼的根由。不过，无论是历史具体情景下的革命实践，还是整体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终究还是要受到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制约。…时时提醒人们革命在令人炫目的张力后面，应有也必有自己的限界。”（P480）

“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根据那些文章判断，过去没有一点好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毫无意义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时代的延续性被切断了……这种不公正的、恶意中伤的、不真实的歪曲报道惊扰和刺激了社会气氛。于是矛头开始对准了共产党、苏共，对准了党的历史(我再说一遍，这是艰难的．然而是光荣的历史)，最终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对历史的怀念。”（摘自《戈尔巴乔夫之谜》）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实施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只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他们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的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8卷）

以下均摘自：谢维，回到革命史的实践现场——读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

我认为，革命史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别不仅是所处时代不同，而且二者之间看问题的视角亦异，研究者采用的是理论视角，研究对象则为实践视角。人们经常讲不要苛求古人。如果不能完成视角转换，恐怕就难以避免苛求。

研究者可以选择一条单一线索进行论述，即所谓’一以贯之‘；而实践却总是同时面对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革命中经常同时存在彼此冲突的多重实践目标。 实践中不仅多重目标难以同时达到，而且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 实践者也会顾此失彼，根本无法找到有利无弊的选择方案。

将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对立起来 , 把意识形态视为虚伪的或狂热的宣传说教 , 实际上也就是将 “ 言” 与“ 行” 绝对对立。 区别言与行当然有其道理，不过，从实践角度看意识形态，言与行亦可统一起来使“言”成为“行”的一部分此“以言行事”或“话语实践”。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许多人把党史上形成的讲话、文件、总结、汇报升华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又有许多人将它们视为迷惑对手的政治花招，或者是蒙骗民众的花言巧语。 我以为，如果从以言行事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似可避免对政治话语实践的误解，避免意识形态的神圣化或妖魔化，并可从移情的角度理解那些政治口水及政治结论，它们都是政治实践的需要。既非“英明决策”，亦非“原罪”。

1933 年的第四次反“围剿”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首次在红军中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曾不吝美言，赞誉其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到了 1940 年代中期，他却转而指责当时的中央“用的竭泽而渔的办法，在两年之内便把苏区的力量弄到枯竭的地步，迫使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去另寻出路”。我以为，两种评价的不同用途是其出现巨大反差的重要原因——前者要鼓舞军民士气，后者要开展党内斗争。从这个角度看，当年革命实践者的言说就不仅是要传递信息，而且是要改变周围事态、改变听众，最终甚至改变自己。

必然性侧重客观条件的决定作用，偶然性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实践者却能够戴着客观条件的镣铐跳出别出心裁的各色舞蹈。

也许可以这样解读陈诚的话：中央苏区的革命既非必然，亦非偶然，而是客观可能性与实践者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共的实践将潜在可能变为现实。随心所欲的主观主义者只相信偶然性，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只相信必然性，实践论者却相信可能性。实践者不知道结果如何 , 他在“摸着石头过河” ，却不知道所摸到的“石头”是否为过河的最佳路径。然而，只要能过河就行。所以，实践者不会像经济学中的理性人那样做“投人一产出”的量化分析，其选择标准是“可以满意”或“可以接受”。尽管如此，尽管没有把握，但只要存在可能性，革命的实践者依旧会努力将之转变为现实。